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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被难民围绕的德国小镇

       [12月初,两名财新特派记者奔赴土耳其,途经希腊,到达德国,记录难民迁徙的过程,并将推出纪录片讲述他们的悲喜故事,敬请关注。]
 
▲发源捷克波兰边境的易北河,温柔地穿过了德国北部。
 
       发源捷克波兰边境的易北河,温柔地穿过了德国北部,小家碧玉的阳光下汤汤流碧水。长期浸润在温湿的西风带中,彩虹变得跟下雨一样平常,横跨在一幢幢大斜屋顶的小房子上。河的东边隔出了大大小小的乡村,它们躲藏在广袤的田地和如巨浪的稻草堆中。其中最伶仃的一个叫Sumte,一个多月前,全村就只有102个居民。放眼望去,耕地的牛比人还多,没有学校、没有医院、没有商场、没有警察局、没有公共交通。没人知道它,直到10月上旬,村长Grit Richter接到一个来自上级的电话。她被告知,三周后,将会有1000个难民要被安置在这个小镇里。直到电话挂掉,她都觉得不可思议,“那儿什么都没有。”
 
▲村长Grit Richter接受财新记者采访。
 
       之后,媒体对它进行了篇幅不一的报道,称Sumte是德国在开放政策下不堪重负最典型的例子。
 
       102个居民知道后,更是炸开了锅,本来政治中立的他们几乎全跑到了右边。村长Richter临时开了个村民大会,吵吵嚷嚷几个小时后,最终决定最多接收750个难民。于是,11月2日晚上,第一批共500个难民坐着颠簸的大巴车来到,那一束束又长又宽的车灯,照着人们焦虑的脸。其中最紧张的也许是Jens Meier,他一米九的个头,极其庞大的身躯,咽口水时下巴吊着的肉坨会跟着摆动。他是当地一个NGO的领头人,在政府的财政支持下,负责安顿这些难民。一个星期前,他才带领71个工作人员,在村的一隅将一个几百平米的难民营勉强建了起来。相比莱斯沃斯岛上的样板房和灰毛毯,Meier的难民营不算简陋,除了必要的卧室、澡间和餐厅,还专门辟出了一个儿童教室、休息间和文艺表演的小舞台。集体卧铺按家庭和个人分类,个人再按性别分类。但由于头一晚太混乱,33岁来自伊拉克的Mohammad Orith被迫和家人分开,独自住进了男性集体房,而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住进了妇女间。
 
       Orith的家乡是伊拉克的Mosul市,以前是一名英语老师,属于典型的中产阶级。他说,ISIS在他的城市已经杀害超过2000人,亲生弟弟也难逃一劫,留下一家人惶惶度日,他只好赶紧带家人逃难。但他没想到的是,用时两个月,历经危险和刁难后来到的德国,只给他展示了面前如“牢狱”般的一面。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陆续有难民被迁到Sumte,目前数量超过600个。他们大都滞留了两个多月,没有人能确定他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待的时间在与世隔绝的小镇显得格外的漫长和难熬,像一块凝固的胶水,粘腻混沌。在生活千篇一律的难民营待腻了,走出去,目之所及除了牛和大片田地,竟什么都没有。最近的一个小市集,离难民营也有六公里——六公里,说不远也不远,但在没有公共交通的Sumte,是相当于两个多小时的徒步。刚开始,大家图新鲜,还能欣赏沿途风景,时不时停下来跟和煦的阳光自拍。但到后来,连蓝天绿草都能让人焦躁。它们太广袤了,广袤得让人觉得自己太无能为力。冬季渐临,衣衫单薄的难民们不堪低温,难民营便专门找来了一台车和两个司机,每天往返于难民营和超市之间,从早上十点开始,到晚上八点,来回三十约趟。这个超市,是难民们唯一一处跟当地居民接触的地方。圣诞在即,缤纷的节日装饰和琳琅满目的商品中间涌进了这样一大批黑头发灰眼睛、轮廓深刻的人,说着让人不解的语言,生怯地挑选商品和结账。
 
       12月22日,国际移民组织宣布今年进入欧洲的难民数量已经超过100万,接近2014年的五倍。默克尔的开放政策受尽争议,在国家中的地位岌岌可危。同时,极端分子纵火难民营的事件愈发频繁和不可控。
 
▲Salah因为被超市售货员误会,躺在床上的他显得十分沮丧。
 
       难民潮冲击欧洲引发的民族文化冲突在这个隐世小镇就可管中窥豹。来自伊拉克的Dahar Salah今年41岁,他看到我们采访,拿着两个面包就跑到我们面前,用阿拉伯语跟我们讲了一大通,语气着急,神情郁躁。通过周围人翻译,才知道他说的是几天前他去超市买东西时被售货员咬定偷窃的事。当时双方争持不下,他为自清,让售货员检查身体。对方一无所获,竟径自离去。“一声道歉都没有。”Salah紧闭着双唇,盯着我们,“早知道德国是这样,我一定不会来。”突然,他眼神从我们身上移开,表情愠怒散去。他低下头,疾步回到自己的床位,把手中的面包扔在窗台,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泪如泉涌。
 
       “他在伊拉克是个商人,很有钱的。”帮忙翻译的难民跟我们说。
 
       并不是每个居民都这样,村长Richter说,他们最近还组织了一次圣诞联谊会,居民们开车带难民们到附近的市集一起购物和开派对。大部分居民出于恻隐和宗教信仰,对难民抱有最仁慈的宽纳态度。不过也还是有人,在难民来之前就在自家的花园外筑起一片砖墙。
 
       时间的缓慢和不被接受的郁郁寡欢,甚至能揭开伤疤的痂。每天早上,男性集体房的大部分难民都会被Adham Al Zubaidy的尖叫声吵醒。有人已经习惯了,厌烦的人则投诉了无数遍,但难民营的工作人员已经让Zubaidy换过一次房间了,所以只好置若罔闻。Zubaidy之所以尖叫,是因为每天晚上他都被同一个噩梦缠绕。他梦回一年前他在伊拉克Mosul市闲逛时,突然有一批ISIS武装分子拉着好几个警察经过他身边,走到不远处停下来喝令警察们跪下,随即伸出一只手攥住他们的脖子,拧起来,另外一只手拿出一把匕首,如迅雷般地将大动脉割裂,顿时一片血肉模糊。他说他会梦到一片血色,有时还会梦到自己的舅舅,同样被ISIS残忍割喉的舅舅。这些噩梦就好像ISIS拧住脖子的手,又像盘亘在龟裂大地上如幽灵般的树根,捆绑了他的思绪和灵魂,恶狠狠地榨着。他的眼睛本深邃如湖泊,现却不容分说地蒙了一层深重的霾。那时他才16岁。
 
▲Zubaidy在难民营内走廊。
 
       之后三天,他没办法进食,没办法入眠。半年后,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逃难,他决定离开。但在ISIS的重重包围下,因多年劳动而行动迟缓的父母已无法逃离。他便告别父母,给了一个货车司机600美金,独身一人躲进货车运载的几吨大米下,苟且地呼吸。八个小时后,他终于离开了自己的国家。
 
       他从伊拉克到叙利亚,再进入土耳其边境,穿越爱琴海到达希腊,之后再坐车穿过马其顿、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伐尼亚、奥地利,最终到达德国。他说穿越爱琴海那晚风非常大,每一个涌来的浪都像要推倒他们的橡皮艇。马上要登录希腊的莱斯沃斯岛时,脆弱的皮筏还是被浪倾覆,他所有的行李都掉进海中,他唯一的用来联系父母的手机再也找不到了。
 
       自此他便未再联系过自己的父母。“我很想念我的爸爸妈妈。”他黯然,“我不知道ISIS会对怎么对他们。”
 
       大多数时间,Zubaidy不会让自己百无聊赖。他喜欢和同伴开玩笑,说话时声音洪亮。即使在德国湿润寒冷的冬天只有一双人字拖和几件褴褛的衣服,他还是会为了买一瓶饮料而坐车去超市。但难民营的生活实在太过单一,总能让他思绪翻腾。
 
       “我总会想家里现在是几点。”他说。
 
       我们采访当天是12月23日,晚上工作人员请来一些摇滚歌手办了一场圣诞音乐会。刚开始Zubaidy对于这场“盛会”并不感兴趣。他在欢呼声边上来回踌躇,不时走到营外抽烟。直到后来,踊跃的难民们站上了舞台,唱起了自己家乡的歌曲,他才兴奋起来,钻进人群,甚至走到舞台跟前,为他熟悉的同乡加油鼓掌,还建议对方应该唱哪首歌。
 
▲Zubaidy在圣诞音乐会门外。
 
       Zubaidy有点年纪的同乡听取了他的建议。欢庆一曲后,悠扬的琴声飘出,他慢慢地、深情而厚重地吟唱,舞台下渐渐静默。但大概一分钟后,鼓点一进,音调一转,节奏突然柳暗花明,转而一片灿烂。底下的人群瞬间一跃而起,一呼百应。只有一个人,一言不发地坐着,头低着,和现场灼热的气氛格格不入。他后来好像也察觉到了这一点,便匆忙起身离开。
 
       他走到营外。四盏黄澄澄的路灯照着的大片空地上,影子深浅交错。他双手掩面,激动地抽泣。等他平静下来,我走上去问他怎么了,他惊讶地看了我一下,估计想起了晚饭时在餐厅看过我拍照,才开口对我说:“刚才那首歌是唱母亲的,我想起了我的妈妈。她被塔利班杀了。”
 
       他站在那条大道上,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寒风中只穿了一件短袖T恤,被冻得浑身发抖。孑然身影被映衬得无比寂寥。27岁的男子,尚未成家立业,仓皇逃亡后,在夜半笙歌中,凄然流泪。我没有继续问下去,就搭着他的肩,予他点温度,直到他整理好情绪,重新走回难民营。
 
▲Zubaidy在车站等车。
 
       他刚走进去,还没抹干净眼泪,就看见眼前一帮人大呼小叫地向里屋跑去。还在走廊上玩耍的孩子被妈妈抓回了房间,好奇的小女孩躲在门窗后紧紧地盯着躁动的人群。Zubaidy不知道从哪个角落蹿了出来,他告诉我,前面有人打架。我赶紧跑过去,刚好看到一个安保人员把一个矮小的难民从集体房里逮了出来。他满脸通红,喘着粗气,生气又无奈地在安保的身边踱步,不时大声解释着什么。身边的人告诉我,他喝了酒,刚才因有人对他态度不好就动了手。他说这种事见怪不怪,几天就会发生一桩,“很差。”他摇头,“这样对小孩子多危险啊。”
 
       “不止这些,难民营里很多事都很差,吃的住的。”这个有点胖乎的大叔跟我抱怨了起来。
 
       难民们每一顿吃的都是面包、培根和两片芝士,一碗用西红柿熬的豆汤,还能分配到一杯酸奶和免费的矿泉水。我吃了一顿,除了豆汤太酸,其他一切都还好,但对于来自食物制作精细丰富的中东国家的难民来说,长期吃这样的干粮,确实有点难以忍耐。
 
       集体卧铺大概100个人住一间,每人分配到一张床垫和几件被铺。虽然拥挤,但房内白炽灯明亮,窗明几净,白天有通透的阳光,还有对流风吹走异味。而难民家庭被安排到的隔板间,是按人数分配占地面积。像Orith这样的四口之家,被分了十平米,摆下一张大床和一张小床后就没了站脚的地方。隔板不消音,旁边一阵咳嗽都能清晰听到。集体隔板间里孩子非常多,Orith说,若半夜醒来大哭,整个房间的人便都不得入睡。
 
▲难民营里的集体卧铺。
 
       难民营里的保安数量总会保持在15个人左右,防止内部骚乱,并处理一切紧急状况。
 
       “这样的条件已经很好了。”负责人Meier说,“多少难民营不如我们。”他解释道,这边的小城镇商品都是自产自销,很多建筑材料,例如隔板,和家电用具,例如冰箱,通常都不会有存货。他们已经订了一批新的材料和家电,但都要等三到四个月。“我们已经尽力了。”他说,“而且他们也没向我投诉过什么。”
 
       部分人不投诉,可能是心里也清楚,这里的条件并不差,只是在时间的煎熬下,一切都变得让人生厌罢了;而有部分人则是觉得Meier是个好人,真心为难民着想。这个身材硕大的男人,每天都在难民营里为点芝麻小事忙得满头是汗。一个星期前,有难民提出想踢足球,他便开着自己的车把他们送去跟镇上的足球联队玩了一天。他还送过一个喜欢音乐的小女孩到一个小提琴家的家里见面。
 
       “德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只要你提出了合理的要求,就能把这种可能性带到你的身上。”Meier说。
 
       但难民翘首以盼的避难申请,Meier也束手无策。他只能在新闻上看着欧盟高官们在布鲁塞尔的玻璃房里吵翻了天,看着默克尔在右翼分子的责备声中恼羞成怒,看着无数难民还在绝望地奔跑或赴死。回头面对自己的难民营——他自以为能掌控住的难民营,也逐渐开始露出疮孔。
 
       圣诞会结束后不到半个小时,集体房一难民男子因为神经疾病突然不停地抽搐和流鼻血,救援人员赶出围观的群众,迅速抢救;十几分钟后,又一起因酒醉而产生的肢体冲突爆发,十几名安保人员前后调度,跑来跑去,然而花了快半个小时都平息不了情绪激动的红脖子。
 
▲工作人员紧急救治因精神疾病而不断抽搐和流鼻血的男子。
 
       与此同时,失眠的难民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无休止地沉默;思念家乡的年轻人,在黑夜中哭湿了枕头。
 
       我们采访结束,走出难民营,抬头撞见一道清冽的月晕,在掉光叶子的干枝乱杈背后,散出阵阵寒雾。环顾周围,一片死寂。背后仍灯火通明的房子,像有好几层情绪在吵闹翻涌,但却是那么沉静,沉静得如同明天的日出会迟迟不来一样。
 
▲在树枝背后,月亮在雾色里散出光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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