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前，北京举办欧盟电影节，意大利代表作是我一直心心念念但在网盘苦寻无果的《海上火焰》。看的时候莫名想起了《黑处有什么》和南方人物周刊的《白银往事》，但其实不太一样。故事双线展开，一边是清冷小镇上，自由又紧张的小孩，和他经历过二战，平静慈悲的祖母；一边是触目惊心的难民肖像，一具具肉体佝偻着，宿命式的绝望和悲伤像用刀刃划破荧屏，倾泻而出。两线的结是一位头发花白的医生，这厢看着难民惨不忍睹的尸体黯然，那厢听着小孩一本正经地胡诌自己的弱视而啼笑皆非。两条线延伸尽头，跨越兰佩杜萨，投入澈蓝的地中海，涌动翻覆，一言不发，结果是一系列荒诞的隐喻。

 

观影勾起最多的回忆，不是在莱斯沃斯岛上看到的类似的画面——导演罗西所拍到的残酷太多。我反而屡屡想起，去年和同事在伊斯坦布尔一个被称为难民偷渡中转站的广场上遇到的15岁伊拉克男孩Mar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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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写到这儿，思绪枯竭，心情焦躁，便弃之两月。巧合今天，我坐在冷如冰窖的山间招待所里，突然看到他在Facebook上敲我。

 

“我到德国了！”他说，“我找回了你的名片，按着上面的名字在Facebook上找到你。我没忘过那晚我们一起玩乐的时光。”

 

他的Facebook头像是我和同事和他三人的合影。一下子，回忆如潮。

 

 

彼时我们纪录片的主角已经坐上了前往土耳其边境的车，我们也即将出发去希腊。趁着晚上的空档，我们在广场漫无目的地逛着，打算再挖点故事，这才遇到Marwan。他皮肤白皙，鼻梁高挺，头发金黄，一副南欧人雅驯俊美的轮廓，背着红色书包，穿着皮夹克和靴子，一只脚踩着长椅的把手上，跟一个落魄的难民聊天。我靠近点，竟发现他在说英语，便立马决定找他打听打听，或者干脆雇他当fixer。他一听说我们的来路，立马跟打了兴奋剂一样，帮我抬起了三脚架，说要给我们找人采访，不要钱。

 

Marwan带我们穿街走巷，先是径直走进一家巷子深处的面馆。他开口就问这里有没有叙利亚的在后厨干活儿，看了看我们后，说这两位中国的朋友需要采访一下。三个满脸胡须的男人从饭桌上抬起头来，一脸惊愕。我们继续横冲直撞，看到几个脏兮兮的小孩儿，拿着几个黑色塑料袋，在一条黄灯如雨洒的斜坡上，连步子都走不稳。他跟孩子们说了几句话，就小手一挥跟我们讲，“跟他们回家！”走之前，在那条斜坡上，他提议要给我们拍合照，给我拍完给我同事拍，再给孩子们单独拍。他饶有兴致，相机还给我后，帮我担起了架子，但眼神还是盯着我们的相机。

 

后来我们做成了当天的图片报道。几个孩子来自叙利亚，和父母蜗居在城郊危房中，房子有三分之一甚至已经坍塌，一二层如同废墟，更多的孩子在颓垣败瓦中追逐打闹。询问得知，他们手中的黑色塑料袋里是一沓沓纸巾——才五六岁的小孩，随大人从动乱危难中逃离，不得上学，每天逾十个小时在异乡中向人们兜售来帮补家计。

 

任务完成后，时间尚早，Marwan激动地问要不要一起去玩。尽管劳累，但到了伊城后我和同事都未曾好好游玩，加上欲表谢意，我们就答应了。Marwan高兴极了，说要回家先把包放下，我们便打了车随他回家。下车后他让我们在路边等着，自己先上去。五分钟不到，他飞奔下来，摸着脸庞讪讪然，问他怎么了，他说他妈妈打了他一个耳光，责备他这么晚都不回家，现在还要出去。我们担心，他一身潇洒，不容置喙，拿过我的相机，挂在自己的脖子上，简直要把脑袋塞进取景框里。

 

他带我们走过塔克西姆广场，惊一地灰鸽扑翅，穿过背后满是巴洛克式建筑的商业街，听一曲只应天上有，走进餐厅阁楼，品一桌海鲜薯条，再直奔红砖墙的灯塔，吃一脸闭门羹。街道上，闪烁的点缀灯像天上如撒星辰，我们架起三角架，旁若无人地自拍。Marwan年轻英俊，我和同事自视不如，各种遮脸，他有样学样，眼眸微阖，捏着脸颊，互相嘲笑。尽管交浅，但默契好似一抹月色，黑暗中兀自灵动。

 

Marwan拿着我们的相机，看到什么拍什么，有时候对不准焦，也不准我们多教。他今天在Facebook上告诉我，其实他曾经也有一部相机，价格不菲，但在偷渡爱琴海时掉进了水里，现在寻思再买一部。我打趣说你挺有钱的，他回复，我曾经有，但不再是了。

 

那晚的结束，是在红灯区。从商业街末端走，十拐八弯，才能发现这条隐蔽的巷子，约莫两米宽，左右两边楼房的阳台都有防盗网，从一层到顶楼，有好十几个都站了姑娘，有的浓妆艳抹，有的轻巧玲珑。其中一个稍显老态，但眼神妖冶，发型夸张，裸露的黑蕾丝松垮地搭在肩膀上。她一手托腮，一手向我们招着，像被风吹动的老枝桠。Marwan向我们低声说，这个一半是男人一半是女人。我和同事污秽的好奇心跟开了光似的，叮咚一声。我们佯装见过世面，相视而笑。然而，长两百米的小巷，只有我们三个人，反复走了三四遍，一个个端详，姑娘像安放在橱窗里活着的人型模特，慵懒地激进。夜色朦胧，包裹着少不更事的荷尔蒙，活跃在扑通扑通的心跳声中。

 

猎奇完毕，我们走了。回到塔克西姆广场，听完最后一首流浪的歌谣，我们跟Marwan道别。他像醒了一样，眨巴眨巴眼睛，把挂在脖子上的相机还给了我。他邪乎地笑，说要回去刚才的红灯区。我还没来得及开口，他便跑去了，五十米开外，他回身喊道，等我去到德国，我就去中国，我去看你们。我们大声说好。他便满足地投身黑夜与人潮中，身上洋溢着的青春像苍山中的一道清凉小溪，不顾仓皇时间，汩汩地歌唱年少气盛。

 

我今晚问他，那晚真的回了红灯区？他回复说，没有，他怕患上传染病。

 

我笑了笑，好像在这一瞬间读懂了Marwan当时的心情、动作和眼神。他的家乡一度尸横遍野，父亲到现在依然深陷战乱当中，当时的伊斯坦布尔是泥沙俱下的浊流，长久以来莽撞的年轻被压抑着，直到遇到两个事不关己又友善的外国人，才终能任其驰骋。现在他到了德国，也还在不见尽头的等待中惶惶恐恐。

 

 

 

《海上火焰》中的孩子在山野中穿行，在餐桌上风卷残云，在祖母的爱中骄纵，拿着弹弓打不中鸟就怀疑自己弱视，听了祖母说电台里播放的《海上火焰》一曲是唱二战的炮弹时，他坐在码头，双手假装端着冲锋枪，给自己配音“凸凸凸凸”，颤抖着肩膀射击。他不懂岛屿另一边，垂垂待毙的生命。他也不会懂，跟他同龄的Marwan为什么在象征着希望的德国，愿意花上一个下午的时间，找回那张不知其踪的名片，去凭吊那段曾经自由，斑驳陆离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