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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悔接受了你的采访”

上星期,我的一位采访对象给我发来了一条视频,标题是《那些嫁到非洲的中国女孩,为什么婚后会痛苦大喊:根本受不了》。
 
视频无耻盗用了我两年前参与的报道——《广州黑人影像调查》里的大部分素材,恶意进行再制作,主旨讲述中国女子嫁到非洲后无法适应非洲落后的环境和男权至上的文化,甚至遭受了非洲男人严重的家庭暴力。
 
“所以对于那些想嫁到国外嫁到非洲的女孩,小编认为还是要三思而后行。”配音读这句话时,画面上是我的受访者抱着她的混血孩子,旁边有她来自喀麦隆的老公,一家人在玩皮球。
 
那时她在我镜头前分享,她分娩时,医院是第一次接生中非混血儿。孩子出生不到一分钟,产房的护士就拿着手机问她,能不能跟孩子合照。一直以来,她的孩子在广州街头,都会因为卷曲的头发和牛奶巧克力色的皮肤,引来不少侧头关注。即使偶有非议,但她总体上还是会感到满足。
 
但现在,她觉得所有人都在嘲笑她。“现在我的同学都看到,发过来问我是不是真的,我老公会不会真的打我。”她说,“我后悔接受了你的采访。我们当初的初衷不是这样子的对吧?”
 
这个系列报道里,有一集《中非爱情故事》,我采访了三个混合家庭,最长的婚龄有15年。我们当初想一同证明:这是爱情。
 
它与其它的爱情无异,也从相遇相知开始,慢慢萌芽发育,但却经历更多考验。
 
15年前,尼日利亚的Isaac在福州路上不小心撞到了一个当地女孩。之后,当他生意处于低谷却四下无人能助时,这个女孩不停向他伸出援手。不久后,他们结婚了,生有一男一女。周末时,他们会窝在家里一起看《蜡笔小新》大笑。
 
曾有六年都拿着三个月更新一次签证的Isaac,对出入境的多次刁难感到无所谓。他说他只在乎自己的家人。“即使我只能拿着一周的签证,只要我能跟我的家人在一起,看着我两个小孩成长为他们想长成的样子,我就不在乎了。”
 
他只担心自己的孩子,在未来要面对来自社会的恶意。
 
他的儿子基特当时13岁,曾对镜头咬牙切齿,“刚读小学时,听到他们叫我‘黑鬼’,我就想把他们的嘴撸下来。”
 
Issac总能看到微信上有关于广州黑人的耸人听闻、点击量奇高的文章。而盗取我素材的那个视频,如今成了其中之一。
 
广州黑人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主要活动在小北、淘金、三元里密集的批发商贸市场一带,俨然形成一条深色的河。
 
虽然人群密集,但我的采访相当艰难。“没用的。无论你做得多好,只要一提黑人这个群体,就一定会招来谩骂。”在三元里通通商贸城工作的一个嫁给非洲人的中国女人跟我摆摆手,然后一把抱起在地上爬着的混血小孩,拒绝了我的采访。
 
不止谩骂,这个群体还持续遭遇着中国商人对他们的欺诈拐骗,执法人员对他们的过分严苛,以及媒体对他们的先入为主。因此很多非洲人来之前都被告诫过,不要随便和中国人讲话。
 
只有马小龙例外。他来自多哥,身高一米八多,魁梧,冷峻。我迎上去刚介绍完自己后,他就用流利的中文对我说:“那你把麦克风拿出来,我现在跟你讲。”
 
我们跟他回了家,他把两个护照上一共33个签证拿给我们看。即使来中国11年,娶了妻,生了孩,买了房,他仍然要拿着每年就得更新一次的签证,才允许在这个他视为“家”的地方生活。如果他哪一天忘记了带,又不幸被警察查到,他会被他们用手铐拷回警察局,等老婆把护照送过来才能离开。
 
 “每个地方都有好人和不好的人,中国人的问题是他们觉得整个非洲的人都是不好人,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们的黑皮肤还是什么。”
 
因为什么?我随机问过生活在广州的人,占主要的答案有“三非”,“不洗澡,很脏”,“天生狐臭,味道很呛”,“有些会贩毒”,“总闹事”,“为了居留骗走中国女孩”。
 
但我采访中接触到十几个非洲人,没有一个符合其中任何一个说法。
 
事实上,也有非洲人在广州如鱼得水。刚果的Felly Mwamba也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性格热情开放。在天秀大厦里,他跟中国商人讲价易如反掌,事后会得意地说“我了解这帮人”。采访中途,他手机响了,《义勇军进行曲》赫然响起。
 
他说之所以能够生活下来,是因为他懂得,他来这里不是谈感情的。
 
“最重要是看看你自己的目标,你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如果你知道自己来了是做这个,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可以把自己的耳朵关一下。”
 
于是,那些来谈感情的非洲人,还在迷惘。
 
“中国人在慢慢改变,”马小龙说,“但我不想等到那个时候。”
 
后来,他把两个孩子送回了多哥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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