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岁的轩轩，爸爸来自喀麦隆。出生时是那个医院接生的第一个中非混血儿。他出生还不到一分钟，产房的护士就拿着手机问妈妈，能不能跟他合照一张。一直到现在，轩轩在广州街头都是瞩目的存在。

13岁的基特，也是中非混血儿，爸爸来自尼日利亚，也有着牛奶巧克力色般的皮肤、厚厚的嘴唇和硬硬的卷毛。刚读小学时，他遭到了同学的排斥。“听到他们叫我‘黑鬼’，我就想把他们的嘴撸下来。”基特咬牙切齿、用非常标准的普通话说道。

13岁的基特不是没有经历过2岁的轩轩所受到的欢迎。11年间，他从一个嗷嗷待哺、无辜的婴儿成长为一个活蹦乱跳、健康的少年，几乎跟所有孩子无异。唯一不同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渐渐丢失社会对他曾经无限度的热爱，甚至包容。

因为他的爸爸是黑人。

黑人在广州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个省会城市，立交天桥如密网，切割夏天热辣的阳光。非洲人在阴影下四处走动，在小北、三元里密集的批发商贸市场一带，俨然形成一条深色的河。然而这条来自远方的河，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都没能完全汇入中国这片大海。河流末端躺伏着一片巨大沙漠，灌溉几点绿色后就不幸断流。虽然河源依然汩汩，但水流却越来越短。

这片沙漠，不仅仅是文化的隔阂。

“没用的。无论你做得多好，只要一提黑人这个群体，就一定会招来谩骂。”在三元里通通商贸城工作的黄微(化名)摆摆手，然后一把将在地上爬着的混血小孩抱起来，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黄微说的“谩骂”，包括了街上人们对这个群体的避之不及，商人们对他们的唯利是图，和公务人员对他们的过分严苛，还有媒体对他们的先入为主。因此很多非洲人来之前都被告诫过，不要随便和中国人讲话。

这也造成了我们刚开始的采访异常困难。一边扒尽了周边的朋友圈求介绍，一边在网上巨细无遗寻找可能有用的线索，一边混迹在非洲人聚集的广州“巧克力城”中当街拦截。

同时，面对着这个陌生又熟悉的群体，我们四顾茫然。我们要做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做，我们想怎么做，并未能一一捋顺。一周后，我们在街头巷尾采访了些只言片语，除此之外，一无所获。

直到我们在天秀大厦外意外碰见了两个字正腔圆地说着普通话的黑皮肤小孩子，和他们的爸爸马小龙。

小龙一米八多的身高，身材魁梧，表情冷峻，步伐匆匆。我赶紧冲上去截住他，把用了一周、倒背如流的英文开场白吐出来。他默默地听完，用极其流利的中文对我说：“那你把麦克风拿出来，我现在跟你讲。”

采访从这一刻开始进入顺畅的轨道。

我们跟他回了家。十多平米的客厅里，最占眼的是棕色的沙发，像非洲的土地。墙上贴了两张大地图，一张是非洲，一张是他自己的国家多哥。小龙打开了音响，两个孩子跟着《江南Style》的音乐剽悍又婀娜地跳舞。小龙把两个护照上一共33个签证拿给我们看。即使娶了妻，生了孩，买了房，他仍然要拿着每年就得更新一次的签证，才允许在这个他视为“家”的地方生活。如果他哪一天忘记了带，又不幸被警察查到，他会被他们用手铐拷回警察局，等老婆把护照送过来才能离开。

小龙来中国已经十一年。他刚来时还不会普通话，曾在天河迷路三小时，拿着一张用中文写着自家地址的纸条，叫人人不应；曾遭遇中国老板用二手货骗款还出手打人。他说起来，余怒未消，“每个地方都有好人和不好的人，中国人的问题是他们觉得整个非洲的人都是不好人，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们的黑皮肤还是什么。”

因为什么？随机问生活在广州的人，总能听到“他们是‘三非’”“他们不洗澡，很脏”“他们天生狐臭，只能涂香水，味道很呛”“有些会贩毒”“总是在闹事”“为了拘留骗走中国女孩”之类的答案。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遥远的那片大陆，是一片黑黄色的贫瘠，疟疾频发，人无知，如同困兽。那里发生过卢旺达大屠杀，活跃着尼日利亚的恐怖组织“博科圣地”，还有让人闻风丧胆的索马里海盗。

我去过非洲，位于东部的乌干达。这个被丘吉尔称为“非洲明珠”的国家，毗邻世界第二大淡水湖，维多利亚湖，风景明澈。我去旅游城市金甲的时候中国人在帮他们修路，主干道上一片沸反盈天，黄色的沙弥漫，但嘈杂之下，路两旁的商户、骑着Boda-Boda（摩托车）的搭客仔、头上顶着一巨盘香蕉的妇女、背着书包精神抖擞的青年、坐在马路牙子上无所事事的老人、四处张望的孩子，全都是安守本分地做着自己的事，眼前景象跟中国一个三线小镇没有区别。

也走访了极其落后的农村，每个人都没有穿鞋，妇女穿着鲜艳颜色的长裙直接坐在土地上。小孩子赤身裸体，下起了雨，全都堆在屋檐下，伸手接住滴落的雨水，洗脸，喝下去，肆无忌惮地笑。一条乡村，任何一户人家发生危难，只要用手在嘴巴前拍打，一边大声喊“乌啦啦”，所有人都会立马跑出来相助。

非洲人好奇地看着我，只要我往前走上一步，他们便会热情地请我喝水和吃东西。他们喜欢中国人，因为我们在给他们修路、修水坝、修桥；他们也喜欢欧美人，因为志愿者如星布，帮助着他们起居饮食。

他们对我们的喜欢，是把自己摆在最低的位置上去喜欢的。所以他们对我们的国家充满了向往，觉得那是造梦的地方，是恢弘伟大的东方乐土。

他们不知道，那些在大家艳羡的目光中傲然抵达中国的人，开始想回家去了。

决定把两个孩子送回多哥读书的小龙，在离开前跟老婆回了一趟安徽老家。村民第一次看到黑人，好奇得不得了。小龙走在路上时盯着看，理发时盯着看，吃饭时盯着看，遛鸟时盯着看，在哪儿做什么都盯着看，小龙如果主动用中文搭讪，他们必定惊喜地笑着回答。

善意和舒适的环境让小龙离开的决定摇摆起来，他想在这里也买一个房子，恬然安稳地生活。

当然，这只是小龙一个人，而且他是这条村的女婿，来看看就走了。如果好大一群人来了，在这里吃饭工作安家，村民不一定还能给予全部的善意。

当然，即使在广州，有部分国人嘴里虽然骂着“黑鬼”，但不一定都带恶意，也不一定全都是讨厌。

所以很多非洲人换位思考后，多少能理解。来自刚果的Felly Mwamba说得一口流利的中文，加上热情开放的性格，是刚果人在广州的“民间大使”。天秀大厦里，他戏称保安“土著”，保安反击“黄鼠狼”。跟中国商人讲价易如反掌，事后会得意地说“我了解这帮人”。采访中途，他手机响了，《义勇军进行曲》赫然响起，他不能认全所有歌词，但是旋律了然于胸。

作为“民间大使”，每当有老乡向他抱怨种族歧视的问题，他总说：“最重要是看看你自己的目标，你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如果你知道自己来了是做这个，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可以把自己的耳朵关一下。”

不少非洲商人认同这样的观点。但他们不像Felly，还会主动和中国人打成一片。他们觉得他们来是做生意，不是谈感情的，因此来去自如。

于是，那些来谈感情的非洲人，还在迷惘。

尼日利亚的Isaac十五年前在福州认识他的老婆，就是在路上不小心撞上了一起，惊鸿一瞥。之后，这个从来没接触过非洲人的女孩子开始不停向刚来中国，生意处于低谷却四下无人能助的Isaac伸出援手。不久后，他们结婚了，生有一男一女，男的不拘小节，叫基特，女的鬼马精灵，叫梦娜。周末时，他们会窝在家里一起看《蜡笔小新》大笑。

曾有六年都拿着三个月更新一次签证的Isaac，对签证和永久居留却觉得无所谓。他说他只在乎自己的家人：“即使我只能拿着一周的签证，只要我能跟我的家人在一起，看着我两个小孩成长为他们想长成的样子，我就不在乎了。”

他用爱、勤劳和善良经营着这个家庭，但总能看到微信上关于非洲人耸人听闻、点击量奇高的文章。他同样也不在乎，但是他担心他的两个孩子。得不到良好教育、被老师区别对待、被同学嘲笑排挤，这在中非混血小孩身上时有发生。

找到了正确的方式，我们后面的采访非常顺利，也许是因为我们已经明确了我们要做什么，更重要的是对待他们的心态有了改变。我们对他们充满了好奇，很想多认识，很想多亲近。我们在非洲餐馆吃饭，去非洲人常聚集的酒吧看秀，帮他们挑送回家的礼物，不停地跟他们聊天。他们敞开了自己的世界，欢迎我们随时进入。他们没有完全把我们当成记者，他们视我们为朋友，为我们考虑周到。一贯没有时间观念的他们，约定了采访一律准时，我甚至还被告诫过要“尊重时间”。

后来这一场场奇妙的偶遇，我们都用镜头记录下来，用图片故事和微纪录片的方式，还原了出来，讲述了出来。因为篇幅没有用上的素材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处细节，是Felly坐在天秀大厦一家卖电子设备的商家里，老板一家四口，有个四五岁的儿子和六七十岁的老人。Felly坐在他们中间，对着孩子唱：“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孩子本一脸惊恐。Felly伸出了手，小孩看周围的大人都在笑，便马上握了过去。

“中国人在慢慢改变，”小龙说，“但我不想等到那个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