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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那些晚上的漂泊与孤独

寒潮围城,北京的深夜是一个沉默的背影。东直门中粮广场24小时开放的麦当劳里,戴着紫色毛绒帽子的屈强东,在一屋暗灯下眉头紧锁。他坐在一片睡倒的人群之中,孤寂呆滞地看着我。他攥了攥裹在军大衣里单薄的行囊,欲言又止。我跟他寒暄了一句,问他在这里做什么。他忙不迭地回答在等明天七点半回家的火车,候车室现在不让进,就先在这里待着。我刚想转头拿相机,他以为我要走,便连忙抓住我的手,焦急地说:“我在找我的儿子,求求你帮帮我!”我怔了下,拍拍他的手,让他镇定下来。“你把他儿子的资料给我看一下。”我当时也不知道我哪来的底气表现得像个警察,但他像是得到了抚慰,马上从行囊里翻出了两张还没剪开的小一寸蓝底证件照。我定睛一看,竟然是屈建强。
       
八天前,我在中关村创业大街对面的麦当劳里遇到了他的儿子。当时他正在吃别人剩下的薯条,却对我们说这是他自己买的。20岁的屈建强是典型的宽脑袋大耳朵,眉毛粗得跟蜡笔小新似的,留有须根,恍惚的眼神跟他父亲一模一样。彼时,周边好几桌是附近大学的学生在忘情地打麻将,一片喧嚣中,他对我们吞吐说出了他的经历。
     
他说他刚刚被保安公司辞退。已经是第二次了。第一次公司以他“连路都认不了”为由,在他上班第二天就炒了他鱿鱼。这一次,他干了十六天,走得稀里糊涂,心里惦记着的工资一分钱都没拿到,说有1300多块。遇到我们的一个星期后,公司有人带他去了一个地方谈判,他耷拉着脑袋去,空着双手回——这是后话了。他低头嘀咕,说他不认识这个世界。
       
屈建强来自张家口宣化县一个农民家庭,只上到小学,成年后一直在工厂打工。一个月前,受朋友鼓动,他不顾家人反对,只身来到北京,马上就找到了保安的工作,却也立即掉入窘境。
      
采访到后面阶段,无论我问什么,他都只重复地反问:“你觉得我的工资能要回来吗?”我不知道,我就回答了我不知道;我觉得不可能,我也告诉了他不可能。两天前,我们在协和医院旁的肯德基采了一个同样被克扣工资的青年。他工作了三个月,一分钱没拿到,末了还是凌晨两点趁着值班的人上厕所逃出来的。他的行李、身份证和手机全都没能带走。没钱、买不到票、打不了工,每天只能捡瓶罐卖钱买馒头。唯一的指望是同样逃出来、后来去了面馆打工的老乡挣到钱后,能给他也买一张回家的票。
      
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了屈建强,不是想说他无理无据,只是劝诫世道不如你我所想。但他思忖片刻后,还是不屈不挠地说可以调出公司的录像来作为他劳动的证据。当时我感觉,这一份执念,就好像他不愿意承认嘴里的东西是别人剩下的一样,是一份值得捍卫的尊严。那1300多块钱,是他告诉世界他来北京不是一个错误的证据,是他不至于落荒而逃的堡垒。
      
采访没法进行下去了,我只能在他对面坐着,低头,一言不发。我的余光能看到他一直在看我,期待我给他一个说法,但因为我长久地沉默,他终于还是放弃了,移了下身,躺了下来。我们给他留了电话,遂跟他道别。
      
过去一个多星期了,不知道他还在不在那个麦当劳里。
      
这一段时间,我们昼伏夜出,采访在北京24小时开放的快餐店里过夜的人,走得最多的是麦当劳和肯德基。通宵达旦的店里,睡了许多躁动不安的躯壳和无可奈何的灵魂。他们不一定都是流浪的人,还有深夜劳作的工人、有无处诉衷肠的艺术家、有吞了一口黄莲的上访者、有等明天排队挂号的患者,有候凌晨开动的火车的乘客,还有还有,形形式式。而流浪者也各有各的言不由衷,有得意也有落魄。逐一采访后发现,即使是那些四海为家、不介意身世飘萍的人,都无一不被往事捆绑。逃离或逃避后,有人被劫了意识,有人被盗了精神。
      
11月13号晚上十一点多,零下十二度,三里屯太古里旁边的肯德基里,穿着迷彩服、用粉红色发带扎起几条小辫子的男人,正冷静地撕毁自己的历史。他把所有白纸、海报、书册从自己的袋子里拿出来,然后一件一件地、手嘴并用地撕烂。男人说他家在河南,来北京创业,做餐饮,有几个实体店。坐在对面、翘着二郎腿的大哥听到这儿,怒骂一句:“神经病。”撕纸男人没听到,或自动过滤,仍热忱于纸片碎裂的快感。一位有点年纪的大叔走过来,怔怔地看着他,满脸“活久见”的表情。看了几分钟,见男人毫无反应,戏谑地问:“你撕什么呢?”男人抬头看了大叔一眼,从兜里掏出一毛钱:“送你。”大叔哈哈地笑,接过后走开。
      
撕纸男人变得越来越焦躁,连塑料袋也用蛮力撕。纸碎散落一地,凌乱不堪。服务员看到后恼羞成怒,喝令他马上扫干净,男人不从,服务员气得直跺脚,转身去报警。
      
撕纸男人有点恐慌,骂骂咧咧起来,“你去报警!你就是贱!”
     
“你给我闭嘴!你再不走我弄死你!”对面的大哥突然走了过来,凶神恶煞地盯着男人。他个头不高,大概一米六。披着皮外套,表情狰狞,气焰旺盛,不容分说。他说他的工作是给三里屯的酒吧拉客,后半夜值班,上班前就在这里休息。
      
后来警察来了,服务员和酒吧大哥都对撕纸男人进行了声色俱厉的声讨。警察没听几句,便驾轻就熟赶人。离开之前,撕纸男人把所有纸片都扫干净。
      
“明天还得回来。”说完后,酒吧大哥回到座位上,掏出一本《去中心化》,翻到中间的位置,津津有味地读起来。
      
隔着一道墙,收下男人一毛钱的大叔已经吃完了他的餐,跟同座的另外两个男人相谈甚欢。两三个穿着“滴滴代驾”制服的人拖着小电动滑板车进来了,打个照面,坐下,然后用手托腮,无所事事。一个身穿白色褴褛西装的男人拿出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开始热火朝天地自言自语,像是解释一本武侠小说的高潮情节,声情并茂。后面的女孩儿好奇地走到他前面,吃惊地看了他几秒,噗一声笑出来,回到座位上。一个右鞋裹上塑料袋的女人突然惊醒,骂了一句“你怎么敢这么对我!”后,又陷入昏沉。酒吧大哥放下书,像检查秩序一样走了过来,瞪了一眼这个嘈杂的女人,又默默地回去。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一片角落聚集了很多不买食物、只坐或躺或趴在那儿的人。他们好像互相知道认识,又故意保持距离。快餐店的后半夜,就此形成大大小小的圈子和江湖,孤独在其中碰撞,各路人马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其中东四十条的麦当劳最热闹。山东人丁新峰在30年前父母离世后开始流浪,在这里住了五年。虽然已55岁,说起话来仍声如洪钟,充满精气神,爱笑,咧嘴笑,笑起来只见半边牙。他说他想念广州的大排档,吃完了就在江边一躺,仰天笑,全忘了,潇洒如风轻飘飘。还没说两句,就有人走了过来,竟然是那个撕纸的男人。他邀请我没事的时候去角落里跟他聊几句,我答应。不过等我们到的时候,他正和旁边的人争执。对方把一根铅笔放到他手里,他气急败坏地扔了回去。这个拿铅笔的人叫刘冰寒,一头灰白头发,虽邋遢但眉清目秀,说起话来很腼腆。接下来的四十分钟,他用那根铅笔画出了一幅《吴广起义》。虽不及栩栩如生,但气势不失磅礴。周围瞬间围了好几个人,一个年轻人情不自禁,拿着画反复端详,赞叹不止。撕纸的男人气不打一处来,“那是他送给我的!”一旁的刘冰寒只管会心一笑。问及出处,52岁的他早年在山东艺术学院学绘画,毕业后分配到机械厂画零件,遇到工厂科技转型,他毅然辞职来到北京,想找找机会,当一个“著名画家”。
      
我们的采访引起了一些动静。围上来的人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来回在麦当劳里走动、系着绿丝巾,留长发,自称演过《太平轮》的薛献永。他说他怕红,因为红了以后应付记者,所以拒演了很多大戏主角。他还给我介绍了睡在另外一边、只说英文的硕士生流浪汉。我来了兴致,便去聊了几句。
      
“Do you speak English?”
      
“Yes. What's the matter?”
      
他放下手中的食物,身体前倾,神情严肃,好像找到了一个难得的倾诉对象。他告诉我他身边有一个“invisible living person(看不见的活人)”时刻在控制着他的行为和思想,让他不得以积极生活。他说就这个神奇的力量,他写过很多论文。我让他拿给我看一眼,却只见写满了敏感政治言论的诉状。谈话的结尾,他说那个“看不见的活人”其实早就预告了我的出现,还因他透露太多正用“胃痛”折磨着他。我表示抱歉,遂而离开。
      
我们收拾准备走时,薛献永走到镜子面前,仔细端详自己几秒,说:“你是神经病吗?你是。”我对着他惊讶,他笑笑回复:“我怕自己太聪明,会出事的。”
      
那个瞬间,整个麦当劳变得魔幻主义。我倒也没觉得他们是精神病,但他们脑海中确存有一个常人无法触及的意识世界。他们画地为牢,界限模糊,俨然“天才在左,疯子在右”论断的具象化。
      
但屈强东不属于这个江湖,他是偶尔闯进来的人。一辈子务农的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在北京站旁边的“李先生”过夜时,他被陌生人踹了一脚,慌不择路跑到东直门的麦当劳里,提心吊胆,时刻不敢瞌睡。他说儿子已经十五天没有给家里打过电话了,一家人担心得茶饭不思,他便出来寻找,未果。被人打了后还一度怀疑儿子被人打死了。我和同事商量了一下,决定打车和他一起去中关村的麦当劳找人。他一边表示感激,一边怀疑我们是不是骗子。犹豫片刻,他把心一横说:“我跟你们走,就赌一把吧。”
      
几番折腾,他赌赢了。我们在创业大街附近一家24小时的拉面馆里找到了正在熟睡的屈建强。当父子见到彼此的时候,并没有波澜壮阔的情绪,父亲的焦急在那一刻融成一滩水,屈建强还恍惚如发梦。
      
“你怎么不给家里打电话啊?我都怕你被人给打死了。”屈强东拍了拍儿子的手臂。
      
“……”
      
“你跟爹回家吧。你在这里能干什么啊?你脑袋那么迟钝。”
      
“……”
      
“你们帮我劝劝他好不好?”屈强东转头看着我们。
      
“我想好了,我认识一个人,山西的,也被公司欠薪,我们打算去讨个说法,要还不给,我们就去卸了他的轮胎。”不声不响的屈建强终于说话。
      
“……”长久的沉默。
      
“你在北京过得好吗?”我忍不住问屈建强。
      
“不好。”他把头转过去。
      
“那为什么还要留在北京呢?”我刚问完,同事按住我,“你再问就引导了啊。”
      
幸好她刹住了我。
      
不过接下来一个小时,身上加起来只有八十多块钱的两父子,一直在纠结要不要先留下来讨薪。照此情况,他们根本没办法做决定。我们便奉劝趁着还有回家的路费,趁着我们也许还能帮上忙,先回家跟家里人商量,一切等过完年再说。父亲觉得是个好建议,便让儿子赶紧收拾行李,出发火车站。
      
屈建强收拾的东西里,有一瓶价值两百块的红酒。这是他来到北京没多久就买下的。他也许早就预想到回家的那一天。所以先买一“奢侈品”,好回家后表明自己无论混得怎么样,也不至于太灰头土脸。他从小在心里植根的北京梦,不能发芽也必须一沾雨露。
      
他们走后,我回家看了摄影记者拍下的照片。第一张,是屈建强在麦当劳里,困惑又疲乏地看着镜头,面前是零落的咖啡杯和餐纸;第二张,是他父亲在外寻找他,正在戴口罩裹住被吹冻的嘴,笼罩他的是清冽的绿蓝色灯光,但背后是一片路灯的暖黄;第三张,是父亲找到屈建强后,坐在餐厅的卡座上,两人不约而同用手撑着脑袋,苦恼不堪。头上惨黄色的灯光如倾泻的淋浴;第四张,是两个人拿着行囊,前往北京站售票处的背影。各处招牌喜庆的红光和大LED屏投射下来的蓝光,交错斑驳一地。
      
我看着这些照片,和照片里的眼神和情绪,脑中突然翻涌起很多往事,像被传染般,也被捆绑。眼前这些人,我每个都认识,却每个都倍觉遥远。“要进入另一个人的孤独,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真的可以逐渐认识到一个人,即使是很少的程度,也只能到他愿意被了解的程度为止。”偶然读到保罗·奥斯特的一句话,心中不由起了一丝悲凉。我抬头,发现头顶上的灯,也有点昏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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