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潮围城，北京的深夜是一个沉默的背影。东直门中粮广场24小时开放的麦当劳里，戴着紫色毛绒帽子的屈强东，在一屋暗灯下眉头紧锁。他坐在一片睡倒的人群之中，孤寂呆滞地看着我。他攥了攥裹在军大衣里单薄的行囊，欲言又止。我跟他寒暄了一句，问他在这里做什么。他忙不迭地回答在等明天七点半回家的火车，候车室现在不让进，就先在这里待着。我刚想转头拿相机，他以为我要走，便连忙抓住我的手，焦急地说：“我在找我的儿子，求求你帮帮我！”我怔了下，拍拍他的手，让他镇定下来。“你把他儿子的资料给我看一下。”我当时也不知道我哪来的底气表现得像个警察，但他像是得到了抚慰，马上从行囊里翻出了两张还没剪开的小一寸蓝底证件照。我定睛一看，竟然是屈建强。
       
八天前，我在中关村创业大街对面的麦当劳里遇到了他的儿子。当时他正在吃别人剩下的薯条，却对我们说这是他自己买的。20岁的屈建强是典型的宽脑袋大耳朵，眉毛粗得跟蜡笔小新似的，留有须根，恍惚的眼神跟他父亲一模一样。彼时，周边好几桌是附近大学的学生在忘情地打麻将，一片喧嚣中，他对我们吞吐说出了他的经历。
     
他说他刚刚被保安公司辞退。已经是第二次了。第一次公司以他“连路都认不了”为由，在他上班第二天就炒了他鱿鱼。这一次，他干了十六天，走得稀里糊涂，心里惦记着的工资一分钱都没拿到，说有1300多块。遇到我们的一个星期后，公司有人带他去了一个地方谈判，他耷拉着脑袋去，空着双手回——这是后话了。他低头嘀咕，说他不认识这个世界。
       
屈建强来自张家口宣化县一个农民家庭，只上到小学，成年后一直在工厂打工。一个月前，受朋友鼓动，他不顾家人反对，只身来到北京，马上就找到了保安的工作，却也立即掉入窘境。
      
采访到后面阶段，无论我问什么，他都只重复地反问：“你觉得我的工资能要回来吗？”我不知道，我就回答了我不知道；我觉得不可能，我也告诉了他不可能。两天前，我们在协和医院旁的肯德基采了一个同样被克扣工资的青年。他工作了三个月，一分钱没拿到，末了还是凌晨两点趁着值班的人上厕所逃出来的。他的行李、身份证和手机全都没能带走。没钱、买不到票、打不了工，每天只能捡瓶罐卖钱买馒头。唯一的指望是同样逃出来、后来去了面馆打工的老乡挣到钱后，能给他也买一张回家的票。
      
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了屈建强，不是想说他无理无据，只是劝诫世道不如你我所想。但他思忖片刻后，还是不屈不挠地说可以调出公司的录像来作为他劳动的证据。当时我感觉，这一份执念，就好像他不愿意承认嘴里的东西是别人剩下的一样，是一份值得捍卫的尊严。那1300多块钱，是他告诉世界他来北京不是一个错误的证据，是他不至于落荒而逃的堡垒。
      
采访没法进行下去了，我只能在他对面坐着，低头，一言不发。我的余光能看到他一直在看我，期待我给他一个说法，但因为我长久地沉默，他终于还是放弃了，移了下身，躺了下来。我们给他留了电话，遂跟他道别。
      
过去一个多星期了，不知道他还在不在那个麦当劳里。
      
这一段时间，我们昼伏夜出，采访在北京24小时开放的快餐店里过夜的人，走得最多的是麦当劳和肯德基。通宵达旦的店里，睡了许多躁动不安的躯壳和无可奈何的灵魂。他们不一定都是流浪的人，还有深夜劳作的工人、有无处诉衷肠的艺术家、有吞了一口黄莲的上访者、有等明天排队挂号的患者，有候凌晨开动的火车的乘客，还有还有，形形式式。而流浪者也各有各的言不由衷，有得意也有落魄。逐一采访后发现，即使是那些四海为家、不介意身世飘萍的人，都无一不被往事捆绑。逃离或逃避后，有人被劫了意识，有人被盗了精神。
      
11月13号晚上十一点多，零下十二度，三里屯太古里旁边的肯德基里，穿着迷彩服、用粉红色发带扎起几条小辫子的男人，正冷静地撕毁自己的历史。他把所有白纸、海报、书册从自己的袋子里拿出来，然后一件一件地、手嘴并用地撕烂。男人说他家在河南，来北京创业，做餐饮，有几个实体店。坐在对面、翘着二郎腿的大哥听到这儿，怒骂一句：“神经病。”撕纸男人没听到，或自动过滤，仍热忱于纸片碎裂的快感。一位有点年纪的大叔走过来，怔怔地看着他，满脸“活久见”的表情。看了几分钟，见男人毫无反应，戏谑地问：“你撕什么呢？”男人抬头看了大叔一眼，从兜里掏出一毛钱：“送你。”大叔哈哈地笑，接过后走开。
      
撕纸男人变得越来越焦躁，连塑料袋也用蛮力撕。纸碎散落一地，凌乱不堪。服务员看到后恼羞成怒，喝令他马上扫干净，男人不从，服务员气得直跺脚，转身去报警。
      
撕纸男人有点恐慌，骂骂咧咧起来，“你去报警！你就是贱！”
     
“你给我闭嘴！你再不走我弄死你！”对面的大哥突然走了过来，凶神恶煞地盯着男人。他个头不高，大概一米六。披着皮外套，表情狰狞，气焰旺盛，不容分说。他说他的工作是给三里屯的酒吧拉客，后半夜值班，上班前就在这里休息。
      
后来警察来了，服务员和酒吧大哥都对撕纸男人进行了声色俱厉的声讨。警察没听几句，便驾轻就熟赶人。离开之前，撕纸男人把所有纸片都扫干净。
      
“明天还得回来。”说完后，酒吧大哥回到座位上，掏出一本《去中心化》，翻到中间的位置，津津有味地读起来。
      
隔着一道墙，收下男人一毛钱的大叔已经吃完了他的餐，跟同座的另外两个男人相谈甚欢。两三个穿着“滴滴代驾”制服的人拖着小电动滑板车进来了，打个照面，坐下，然后用手托腮，无所事事。一个身穿白色褴褛西装的男人拿出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开始热火朝天地自言自语，像是解释一本武侠小说的高潮情节，声情并茂。后面的女孩儿好奇地走到他前面，吃惊地看了他几秒，噗一声笑出来，回到座位上。一个右鞋裹上塑料袋的女人突然惊醒，骂了一句“你怎么敢这么对我！”后，又陷入昏沉。酒吧大哥放下书，像检查秩序一样走了过来，瞪了一眼这个嘈杂的女人，又默默地回去。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一片角落聚集了很多不买食物、只坐或躺或趴在那儿的人。他们好像互相知道认识，又故意保持距离。快餐店的后半夜，就此形成大大小小的圈子和江湖，孤独在其中碰撞，各路人马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其中东四十条的麦当劳最热闹。山东人丁新峰在30年前父母离世后开始流浪，在这里住了五年。虽然已55岁，说起话来仍声如洪钟，充满精气神，爱笑，咧嘴笑，笑起来只见半边牙。他说他想念广州的大排档，吃完了就在江边一躺，仰天笑，全忘了，潇洒如风轻飘飘。还没说两句，就有人走了过来，竟然是那个撕纸的男人。他邀请我没事的时候去角落里跟他聊几句，我答应。不过等我们到的时候，他正和旁边的人争执。对方把一根铅笔放到他手里，他气急败坏地扔了回去。这个拿铅笔的人叫刘冰寒，一头灰白头发，虽邋遢但眉清目秀，说起话来很腼腆。接下来的四十分钟，他用那根铅笔画出了一幅《吴广起义》。虽不及栩栩如生，但气势不失磅礴。周围瞬间围了好几个人，一个年轻人情不自禁，拿着画反复端详，赞叹不止。撕纸的男人气不打一处来，“那是他送给我的！”一旁的刘冰寒只管会心一笑。问及出处，52岁的他早年在山东艺术学院学绘画，毕业后分配到机械厂画零件，遇到工厂科技转型，他毅然辞职来到北京，想找找机会，当一个“著名画家”。
      
我们的采访引起了一些动静。围上来的人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来回在麦当劳里走动、系着绿丝巾，留长发，自称演过《太平轮》的薛献永。他说他怕红，因为红了以后应付记者，所以拒演了很多大戏主角。他还给我介绍了睡在另外一边、只说英文的硕士生流浪汉。我来了兴致，便去聊了几句。
      
“Do you speak English?”
      
“Yes. What's the matter?”
      
他放下手中的食物，身体前倾，神情严肃，好像找到了一个难得的倾诉对象。他告诉我他身边有一个“invisible living person（看不见的活人）”时刻在控制着他的行为和思想，让他不得以积极生活。他说就这个神奇的力量，他写过很多论文。我让他拿给我看一眼，却只见写满了敏感政治言论的诉状。谈话的结尾，他说那个“看不见的活人”其实早就预告了我的出现，还因他透露太多正用“胃痛”折磨着他。我表示抱歉，遂而离开。
      
我们收拾准备走时，薛献永走到镜子面前，仔细端详自己几秒，说：“你是神经病吗？你是。”我对着他惊讶，他笑笑回复：“我怕自己太聪明，会出事的。”
      
那个瞬间，整个麦当劳变得魔幻主义。我倒也没觉得他们是精神病，但他们脑海中确存有一个常人无法触及的意识世界。他们画地为牢，界限模糊，俨然“天才在左，疯子在右”论断的具象化。
      
但屈强东不属于这个江湖，他是偶尔闯进来的人。一辈子务农的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在北京站旁边的“李先生”过夜时，他被陌生人踹了一脚，慌不择路跑到东直门的麦当劳里，提心吊胆，时刻不敢瞌睡。他说儿子已经十五天没有给家里打过电话了，一家人担心得茶饭不思，他便出来寻找，未果。被人打了后还一度怀疑儿子被人打死了。我和同事商量了一下，决定打车和他一起去中关村的麦当劳找人。他一边表示感激，一边怀疑我们是不是骗子。犹豫片刻，他把心一横说：“我跟你们走，就赌一把吧。”
      
几番折腾，他赌赢了。我们在创业大街附近一家24小时的拉面馆里找到了正在熟睡的屈建强。当父子见到彼此的时候，并没有波澜壮阔的情绪，父亲的焦急在那一刻融成一滩水，屈建强还恍惚如发梦。
      
“你怎么不给家里打电话啊？我都怕你被人给打死了。”屈强东拍了拍儿子的手臂。
      
“……”
      
“你跟爹回家吧。你在这里能干什么啊？你脑袋那么迟钝。”
      
“……”
      
“你们帮我劝劝他好不好？”屈强东转头看着我们。
      
“我想好了，我认识一个人，山西的，也被公司欠薪，我们打算去讨个说法，要还不给，我们就去卸了他的轮胎。”不声不响的屈建强终于说话。
      
“……”长久的沉默。
      
“你在北京过得好吗？”我忍不住问屈建强。
      
“不好。”他把头转过去。
      
“那为什么还要留在北京呢？”我刚问完，同事按住我，“你再问就引导了啊。”
      
幸好她刹住了我。
      
不过接下来一个小时，身上加起来只有八十多块钱的两父子，一直在纠结要不要先留下来讨薪。照此情况，他们根本没办法做决定。我们便奉劝趁着还有回家的路费，趁着我们也许还能帮上忙，先回家跟家里人商量，一切等过完年再说。父亲觉得是个好建议，便让儿子赶紧收拾行李，出发火车站。
      
屈建强收拾的东西里，有一瓶价值两百块的红酒。这是他来到北京没多久就买下的。他也许早就预想到回家的那一天。所以先买一“奢侈品”，好回家后表明自己无论混得怎么样，也不至于太灰头土脸。他从小在心里植根的北京梦，不能发芽也必须一沾雨露。
      
他们走后，我回家看了摄影记者拍下的照片。第一张，是屈建强在麦当劳里，困惑又疲乏地看着镜头，面前是零落的咖啡杯和餐纸；第二张，是他父亲在外寻找他，正在戴口罩裹住被吹冻的嘴，笼罩他的是清冽的绿蓝色灯光，但背后是一片路灯的暖黄；第三张，是父亲找到屈建强后，坐在餐厅的卡座上，两人不约而同用手撑着脑袋，苦恼不堪。头上惨黄色的灯光如倾泻的淋浴；第四张，是两个人拿着行囊，前往北京站售票处的背影。各处招牌喜庆的红光和大LED屏投射下来的蓝光，交错斑驳一地。
      
我看着这些照片，和照片里的眼神和情绪，脑中突然翻涌起很多往事，像被传染般，也被捆绑。眼前这些人，我每个都认识，却每个都倍觉遥远。“要进入另一个人的孤独，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真的可以逐渐认识到一个人，即使是很少的程度，也只能到他愿意被了解的程度为止。”偶然读到保罗·奥斯特的一句话，心中不由起了一丝悲凉。我抬头，发现头顶上的灯，也有点昏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