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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孤雏和玫瑰

7月17日早上,我第二次到土耳其,跟上次一样,第一站还是先到伊斯坦布尔的塔克西姆广场,这次不是去找中心的住宿,而是搭乘机场的接驳车去一个南部城市,加济安泰普。到达的前一晚,我在沙特吉达一个大概只有操场大小的候机室刷了夜,把宁乡水灾的视频剪完,但机场没有wifi,手机流量太慢发不出去,焦头烂额,胡子密密麻麻,身上腻呼呼,满脸颓态。所以当我再走回那条熟悉的路时,我没心情发现一些可喜或可惜的变化,于是一切如旧,伊斯坦布尔在我脑海里还是凛然夜幕覆盖下的样子,人流辗转,忐忑、鬼祟、风尘仆仆。2015年末在街心公园,耳边响起难民人贩子的那一枪,依然惊心。那时我的采访对象送了我一根素雅的银色水笔,已经写没水了,我跟他也断了联系,只是他偷偷交付给我的秘密,我还放在心上,希望他能跟从所爱,在德国如愿以偿。
 
这次我也带了些礼物回来,一张写着我阿拉伯语名字“Jalal”的书法,一封画了一部摄像机在封面的信,还有一只穿着红色衣服的白色小熊玩偶,本来上面有我熟悉的味道,马上要挥发完了,我得把鼻子陷进去用力呼吸才能闻到一点余味。我把它放在了我的枕头旁,好几个晚上,我能想象,旁边睡了一个6岁的小孩,他睫毛很长,天庭饱满,睡得安详,小小身体散发着白熊玩偶的香气。他手里的饼还没吃完,捏在手里,嘴边还有一些饼渣,睡着之前唤了两声Jalal。
 
Ahmed拿着饼,唤两声我的阿拉伯语名字睡着了。图/喻晓璇
 
这不是我凭空幻想,它发生过,只是不在我的房间里。在安泰普孤儿院的第五天,这个孩子因为找不到我大哭起来,于是他妈妈给我打电话,希望我能过去看看他。晚上我走之后,他还不停问我在哪里,之后太乏,没摊开被铺就睡着了。第二天一早,他跑到志愿者房间,继续问我在哪,什么时候来,志愿者回答说我很快就到,他看了些动画片,再翻了几本儿童书,不吵不闹,乖巧安静。
 
Ahmed一早在志愿者床上边看儿童书边等我。图/喻晓璇
 
这个孤儿院在安泰普大学附近,我待了十天,里面一共有44个丧父的孩子,和13位母亲,都来自叙利亚。这个6岁的男孩,叫Ahmed,每次看到我,都会脑袋瓜一震,刷一下笑起来,然后闭着眼大喊我的阿语名字,我回他一句,他便助跑过来,冲进我的怀抱,偶尔会捧着我的脸用力地连亲几下,偶尔会双手往上举,一边点着头眨着眼,示意我把他抛高,然而我一般都会张开嘴巴,低吼着,假装要咬他,他躲闪不及,咯咯地笑,不会用手挡我一下。
 
第二次到土耳其,眼底深处的这座城市,依然被粗糙的夜色包裹着,但一片星光洒了下来。星光不尽然温暖,内核是阴冷的,一寸寸幽幽谧谧,一时叫人心碎。
 
第一眼看到9岁的Adil,就有感觉他跟别的孩子不太一样。画墙面时,没轮到他却非得抢画笔和颜料把图案涂干净,手脚利落,别的孩子争抢不过,志愿者出面安排训斥,他作势要扔颜料,惹得大人惊呼。不过,不是说Adil有多乖戾才与众不同,只是他呆坐一旁时,一下狡黠的笑后,迅速落入沉默的样子让我印象深刻。他眼球色浅,轮廓明显,看着是拒人千里的隐忍。志愿者说他们不太听女生讲话,让我也帮忙管管纪律,但我上前没讲一句,他就挥拳霍霍。在孤儿院,9岁已经很大了,他像是大哥似的,总带领着年龄相仿的男孩子上蹿下跳。孤儿院创始人的小儿子有一辆两座的婴儿车,很破,钢架随时要断裂,只有两个轮子和安全带苦苦支撑着,现在被他征用了。疯狂推人飞驰后,还会煞有介事绑在楼下的扶手柱上。Adil很倔强,一天在公园玩水湿透后,冷得浑身发抖,却嘴硬不讲。我脱了衣服给他,大号T恤套在他的身上,本来欣欣然,后来有别的小孩过去说了两句,他就赶紧脱了下来,宁愿穿回自己冷得像冰的衣服。最后找来了另外一个志愿者的衬衫,说不知道是谁的,他才勉强穿上。
 
Shaheera给我发来Adil在公园玩水的照片。Adil当天说Shaheera让他想起了我:“我不会忘记Jalal,我浇了他送给我的盆栽,我很开心,因为我在那里看到了他。” 图/Shaheera
 
就是这么个小男孩,志愿者说他常躲着哭,因为他妈妈老还打他。我有点惊讶。
 
他妈妈是孤儿院13个母亲里最阴郁的一个,高大,皮肤黝黑,从不笑,相处时有礼节的点头和作揖,但小心翼翼,不越雷池半步。有一天下午,我帮志愿者给每个家庭拍合照,打算洗出来裱上,当成礼物。但Adil妈妈没有开门,淘气跑出来的Adil后来哭了。孤儿院管家奶奶去敲门询问,他妈妈说:“回忆有什么用,回忆都会过去的。”
 
第二天,他妈妈单独找了会说阿拉伯语的志愿者聊天。在饭桌上,志愿者告诉我们,一进屋,Adil妈妈就哭了起来,她哽咽着讲了丈夫被枪杀,和女儿换煤炉燃料意外烧亡的事,两个至亲撒手人寰,中间只隔了半年,都发生在她的眼前。后来,她在我的镜头前,抽泣着扒开了她记忆里这些创痛。
 
“他们杀死了他,五颗子弹打在了他身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我从未想过有一天他会在我手中死去,我喊着:‘Hesham你不要死,我不能没有你……’Hesham的眼神已经模糊,血像水一样流着,溅到了我和孩子们身上。没有一个人能过来帮我们,因为军队已经占领了村子。夕阳西下,他奄奄一息。”
 
“她拿着火把,拿着伸到了油里,突然着起了火,从她的脸烧到了身子,她开始喊:‘妈妈,我身上着火了!’她开始跑,当我看到她的时候她脸上已经烧起来了……他们把她放进了一个东西里,黑色的东西,像裹尸布,我和她面对面,她脸上什么也没有。她全身都被划开了,被线缝上了。从那时起,我觉得是我一个人活着,我失去了他们,我无法再承受了。”
 
她感谢志愿者给每家每户拍照,只是她自觉无法参与,因为她的丈夫以前钟爱摄影,现在如果拍照,她便会想起,未来的每一张照片都会是残缺的。我听到这时,脑袋白了一片,突然之间,又有一幅幅我虚构出来的画面闪现,都是如今倨傲的Adil看着父亲和妹妹在眼前挣扎死去时崩溃不已的场景。我有点慌张,连忙低下头,但两颗泪太重,抢先跳脱,掉进我的饭里,我手颤着,迅速把饭吞下。
 
我必须承认,自小我就是个情感丰沛的人,长大后才逼着自己尽量不动声色,从职业考虑,为不偏不倚,我其实很少在采访过程中流泪,遇到灾难中家破人亡的采访对象,我也能忍住,因为我怕自己矫情又酸臭。然而,这次在土耳其,我觉得日子太恍惚,接近40度的阳光刺眼,孤儿院里被压抑许久,一直翻涌鼓动的悲伤情绪拍打过来,我就像在暑天的大海里浸溺,条件反射地挣扎,却只迎来一次次兵荒马乱的失明。我甚至头一次怀疑了我所做的意义,他们答应采访,在我面前双手鲜血淋漓地在回忆里挖掘,但我能做到什么呢,我是在消费他们的苦难吗?我把这些创口的影印本拿到国内,可能就被人微笑又理智地回复说:“你在那边爱咋整咋整,别带回来就行。”
 
Ahmed在志愿者床上等我来的那个早上,他还画了几幅画送给我们。画里有我,有志愿者,有树,有椅子,有房子,每个房子面前有扭曲的闭合型曲线,问他,他说是鬼。对夺走他父亲和妹妹的那场战争,他脑海里只能具象成一堆废墟,所以去公园玩的路上,他看到建筑工地的乱石,会叫嚷着:“叙利亚!叙利亚!”在来土耳其之前,他妈妈带着他和双胞胎姐姐们寄于亲戚篱下,然而却被要求住进了一个在屋子旁临时搭建的塑料帐篷。因为成为负担,Ahmed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被嫌弃、被欺负、被隔离的过程中长大的。到现在,他在多数时候也还是一个蹦蹦跳跳的男孩子,调皮捣蛋,贪玩,四处乱窜。但也有些时候,会突然产生叫人费解的暴力。他妈妈说他不喜欢任何人,除了我。他把一个小男孩的温柔全部捣碎,慢慢依附在我身上。我跟别人都说,Ahmed是我的儿子。
 
我和“儿子”Ahmed的合照。图/刘晏
 
除了孩子们,还有一个为我揭下面纱的女孩。第一次见她,是我们一起去公园,她坐在天台处,风把她的衣纱吹起来,拿来风筝,拉扯着一片异乡的黄昏。我只能看到她的眼睛,那天她第一次告诉我,她也想成为像我一样的记者,要回到叙利亚,把更多的故事传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几天后为了出镜接受我的采访,她决定以后不再佩戴面纱。是她,让我多少消除了对职业的质疑,我很感谢她。
 
女孩只有21岁,叫Shaheera,父母和最小的妹妹4年前相继因战争去世。她曾经有一个未婚夫,然而跟她弟弟一样,上了战场。男孩久思成抑,为她在装甲车上种了一车的红玫瑰,但不幸的是,男孩最终死在了战争中。于是从此以后,玫瑰成了热爱诗歌的她最喜欢用的意象。那是有如在血液里成长盛放的柔情蜜意啊,哀艳,残忍。
 
她给志愿者们写:“明天我要与你相见/因为我爱你的双眸/既然我们来自于尘土/为何我们当中不能长出玫瑰?”
 
她给世界写:“我是一只蝴蝶/人类和玫瑰的混合体/我想展开双翅飞翔/将玫瑰撒向人们/我想让玫瑰把他们淹没/直到他们回头/像人类那样/忘记战争/关心他们的孩子”
 
她现在热衷于玩微信和学中文,还教给Ahmed几句,我偶尔给她唱了一首中国新年广播歌,她也非得要学。临行前她送了我一本《古兰经》和一个蓝黑格子头巾,带我做过一次礼拜,但不是一定要奉劝我皈依。她只是害怕——她还为此而多次哭泣——我死后不能和他们一起上天堂。
 
Shaheera请我和志愿者们一起到她家吃饭。图/刘晏
 
在孤儿院里,孩子们会争先恐后地叫着Jalal这个名字,不是找我要手机看动画,就是要爬上我的怀里。我“儿子”更甚,一刻离不得,我给全孤儿院聚餐时拍一张合照,跑上了二楼,没想到他屁颠屁颠地也跟着上来,在我说“一二三笑”的时候,用手在脸前比划了个相机,学我眯着左眼,嘴里还拟一声“咔嚓”。
 
Ahmed陪我给孤儿院拍合照。图/喻晓璇
 
随着我和志愿者离开的日子越来越近,孤儿院的气氛变得越来越压抑。走前一天在商场里吃饭,我看着商场里自在无虑的小孩子,觉得每一个都是我的Ahmed,突然有小孩大喊了一句土耳其语,我也都觉得是在叫我的名字Jalal,所有人都是难民。我万分惊恐,眼前的景象都变得虚幻起来,周边物件的边角轮廓全部拉扯成了失焦的线条。一阵骤然袭来摧枯拉朽的幻象过去后,悲从中来:我给Ahmed和所有孩子的宠爱,给得有多轻易就有多不负责任。我走了之后呢,他们的爱和善又一次带上伤?
 
但还是走了。那天很多人都哭了,包括志愿者们和Shaheera。Adil没有来。不过,Ahmed那天没哭也没闹,帮我推行李出门,让我镜头对着他好好拍一段时,也全然笑着。我没忍住,让Shaheera给我翻译给Ahmed说,他是我“儿子”。他听到后愣了一会儿,跑到妈妈跟前,问:“Jalal真的是我的爸爸吗?”大家无奈,破涕为笑,妈妈摸了摸他的头,没回答。我把他抱起,他亲完我,便让我走。我上了车,发动那一瞬间,他跑了过来,朝着我大喊Jalal,一边用力地挥手。
 
回国后第一天,他妈妈给我发来一张照片,是Ahmed神情黯然地站在墙边,双手背着,低着头,嘟着嘴。他说:“Jalal明天会回来的。”他妈妈说:“不,Jalal不会再来了。”他坚持:“会的,他会来的。”
 
我走后,Ahmed妈妈给我发来了他难过的照片。图/Najlah
 
我当然没能回去,现在也只能在手机上跟他们见个面。我不会阿拉伯语,跟他的对话永远只有那么几句:“你好吗”“我想你了”“我爱你”。然而这么几句,加上飞吻和微笑,可以重复半个小时。
 
直到今天晚上,多出了新的一个单词:Abe。那是“爸爸”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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