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的Aksaray区是伊市难民稠密度最高的地方。 陈玮曦 摄

我当然记得蓝色清真寺肃穆宣礼时，好几十只灰色的鸽子倏地一下从塔尖飞走，浮在背后本来石墨色的天空，翅尖染上夕阳的血红；塔克西姆国父雕塑背后巨大的土耳其国旗骄傲地飘扬，背后延伸出的独立大道里有勤恳的车水马龙，同时混杂酒精和情色调逗的趣味；跨越欧亚大桥时，呼呼的风撞上甲板上每个人咯咯的笑声，周围飞翔的海鸥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大巴扎的沸反盈天和裹住周边的清真寺的低沉气场都被我们的无人机打扰了，但地下的人并没有发现，仍然步伐匆匆自得其乐。

我记得所有美好，温柔的、腼腆的、善意的、流淌的。但时时让我回忆的，却是那些阴暗的、角落的城市公园，和公园里那些酸涩的、迫切的、不谙世事的、风尘仆仆的脸庞。

我们此行报道中东难民，跟他们在伊斯坦布尔相处了四个整天。他们在我面前狼狈过，但没有哭泣过；有些沉浸在对现状的极度满意中，对以命相抵去欧洲的人嗤之以鼻；还有些躲在城市边缘的颓垣败瓦里，彷徨地拥挤着——他们在采访过程中直接摊手找我们要钱，他们放下了一切尊严，就为舐着逃离战争后原以为的和平。

伊斯坦布尔老城区内的各个公园，有跟国内一样的五颜六色的滑梯和健身器材，但用它们的不是那些夸张宠溺孙子的爷爷和撒了欢的孩子们，没有明亮的爱意和缓慢的时间。

实际是，一入夜，公园里路灯照不亮的角落下，就会堆满油迹斑斑的双肩包和塑料袋。难民们会按国籍都抱团，最多的叙利亚难民则会按到时是不是上同一艘船抱团。聊得最欢的是人贩子，偶尔围绕着公园巡视看有没有异样。

人贩子和难民是不一样的，即使他们本身也是难民。他们穿得飒爽，最高级的竟还西装革履。难民也并不潦倒，他们只是紧张，让他们受一点冷就止不住发抖的那种紧张。一些几口之家欢快聊天的时候，也能看出这种紧张，锁住了他们的眉头和法令纹。

▲难民们带着行囊在街边公园的长椅上等待。

散落在城市各个地方的这些街边公园，每天遇到的难民都不会是同一张面孔，就像延时摄影里虚晃的人影一样，你永远记不住任何一个，他们在路灯一开一关之际就流失走了，再也找不到，生死不卜。

第一天晚上，在我们还对报道没什么头绪时，我们就在市政府旁边的公园里经过了一些人影，土耳其专员跟我们说：“你看，这些肯定是叙利亚来的。” 一念之间，我们折返抓住了他们的模样，于是认识了23岁的Omar，英语非常流利的Omar。他高而瘦削，温润干净，眼睛很大，睫毛很长，颧骨很高，虎牙突出。

他告诉我，他们每人交了900美金，在等巴士。因为认识其中一个人贩子，他等待的时间不长，三个星期前才到伊斯坦布尔，两天前才决定要偷渡德国。而跟他将会坐上同一艘橡皮艇的五口之家等了超过四个月，期间全部都在伊斯坦布尔缝衣服赚偷渡费。扎着高高马尾辫的十二岁的小女孩要200美金，魁梧但微胖又害羞的爸爸、常埋怨命运又爱开妹妹玩笑的妈妈，还有俊朗、脸上有很小一条疤痕的哥哥和他会说法语、笑起来脸胖乎乎的女友，一律900美金一个人。

看到我们采访，所有人都凑过来，其中包括了一个穿着土黄色衣服，看起来充满隐忍的敌意的Abdo。一问才20岁。一周前，他乘坐的橡皮艇在爱琴海中央突然马达失灵，船带着四十个人瞬间倾覆。幸亏穿了救生衣，他们在海上漂浮45分钟后被土耳其警察救起并遣送回土耳其。

“我很害怕。我以为我会死，”Abdo说，“当警察把我送回土耳其时，我反而松了一口气。我有一瞬间错觉以为一切都结束了。” Abdo出院后走私人贩子把900美金的偷渡费悉数还给了他。两天后，他又交费，在那晚重新出发。

▲Abdo Jan Bako, 20岁，叙利亚人。

是Omar帮我们组织一个个愿意接受采访的人到我这儿来跟我聊天，然后帮我翻译。他时常会像犯尴尬癌一样地笑，我这时会搭他的肩膀认真道谢，然后他更尴尬了。翻译时，19岁的Hamo经常会忍不住抢在Omar前解释对方的话给我听。他学过一点点英文，去德国的唯一目的就是上免费的大学。他说这也是留在叙利亚的父母对他的夙愿。

有一次Omar和其他一些会一点英文的人都卡壳时，他就特别着急地解释给我听，然后笑。我赶紧握住他的手，说：“原来你才是最厉害的。” 他便笑得更大声，还被连帽衣的帽子盖住了头。

我们的采访引起了很大的动静。经过一些阿富汗难民的时候，有些人惊恐地看着我，有些人直接骂我是“asshole”。我有点不高兴，说我不是远道而来毁灭他们的生活。几番艰难的沟通后，他们才恍然大悟地点点头，消除了敌意。

但人贩子的敌意我们就无能为力了。他们出现在我们四周，时刻盯着我们。开始的时候他们没反应过来，不敢轻举妄动。后来我举着相机跟着一队小跑着上巴士的难民时，尾随我的喽啰总算看明白了，之后我们只要一拍到他们的人，就会迅速跑过来，厉声让我们把相机里的视频删掉。

他们成群结队，我们没有办法，也只好听话。但我们变得紧张又警惕了起来，于是离开了一阵才又绕着路回去。后来在我跟Omar躲在一个角落聊天的时候，一个穿蓝色衣服的人贩子跑了过来，跟坡道下的两个穿着黑外套、魁梧的人碰头。他之前曾凶狠地呵斥过我同事删照片。Omar瞄了他们一眼，突然惊慌失措地说：“Oh my god, he’s got a gun.” 我吓坏了，赶紧回头，正好看到蓝衣服的人贩子手里拿着的黑色手枪，刚好被路灯照到，他迅速地上膛、回头，然后往没有人的地方鸣了一枪，“嘭”，枪管弹出星点火花。他咧嘴得意地笑了笑，从我身边跑了回去。我觉得我用了一辈子的力量让自己保持镇定，和往后退一步。Omar赶紧安慰我说：“不是针对你们的，别怕。” 我说：“也许是吧，” 我和同事飞速地对视了一眼，接着说，“但我们该走了。”

Omar认为我们也不该久留，于是我们扎实地抱了一下他，就迅速撤退了。我们不敢跑，那个穿蓝色衣服的人贩子还在不远处，怕他以为我们拍到了什么不应该拍到的东西。我们快步离开那个公园，在人行通道的楼梯上大口地喘气。不仅仅是突然覆灭我们的恐惧，还有前所未有的刺激感——当然，我们并没有没拍到鸣枪一幕，但这经历就好像给我们的职业生涯打上了一个烙印一样。我们对看着，不停地扶额和说脏字。而就在这个时候，在公园等待的最后一批难民们，走过我们头顶上的马路，乘上了巴士，准备颠簸七个小时去到土耳其边境，然后在第二天早上七点登上橡皮艇，奔向希腊。

但Omar失败了。他的车在半途引擎失灵，电池耗尽。另外一辆车赶了回来帮忙充电。第三辆车则继续行驶，直到还有一个小时路程时被土耳其警方抓获，车上所有人被送往了警察局。车子修好后，Omar车的司机开着车躲进了一个农场里，人贩子左右沟通，听到内幕说不安全，便让Omar的车折返土耳其。帮忙的车却冒险前进，最后竟顺利抵达边境。Omar回来后还没来得及把钱拿回来，人贩子就再次索要100美金，理由是三辆车分散后，橡皮艇上的人就少了，安全系数高了，价格自然就更高。别无他法，Omar只好继续交钱。

他在采访时说，我现在最想要的是让这一切都快点结束，然后有一张舒舒服服的床。到了希腊，他们住进了宾馆，床应该不差。但离他能毫无忧虑醒来的日子，我想还有很远。

▲财新特派伊斯坦布尔记者夏伟聪在采访。